山地多，平地少

我国地形以山地和高原为主，山地、高原和丘陵面积约占全国的2/3，平地只占1/3。特别是我国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和高原要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6%。

山地显著多于平地，对农业土地利用利少弊多。一是高海拔地区气温低，生长期短;二是坡度大，土层薄，限制耕地的扩展，利用不当容易引起水土流失;三是交通不便;四是青藏高原崛起，季风环流强化，西北干旱加剧。

当然，山地垂直分异明显，自然环境复杂，生物多样性突出;山地作为气流运行的障碍，有利于地形雨的生成，我国一些东西向延伸的山地，往往是冬季寒冷气流南下的屏障，有利于越冬条件在其南部改善，山地往往构成自然地理分界。山地使得我国土地利用更要重视因地制宜。

第四纪冰川作用小，自然景观成分复杂多样

在第三纪全球气候暖热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和亚热带的环境，亚热带北界大致在北纬42，热带伸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西北地区则属于地中海气候环境，在第四纪全球气候变冷过程中，气候波动非常强烈，冰期与间冰期多次交替使我国自然带发生南北迁移，但在我国第四纪冰川作用相对较小，境内未形成大陆冰盖，使暖热的第三纪自然景观成分在有利的地形条件下得以残存，并在我国南方地区现代自然地理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特征，红层广布或红层地貌发育便是一例。第四纪寒冷时期，我国西部地区广泛的冰川作用，以及华北地区大面积的黄土覆盖，对自然环境影响深刻，特别是新构造运动使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等迅速抬升，加强了西北干旱和东部季风气候的发展，在我国明显地形成了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荒漠区和青藏高寒区三大自然地理区，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现代自然地理过程，从而我国自然地理环境更为复杂，地域差异显著。

中国自然环境景观成分多样性和复杂性十分突出。除了极地苔原和热带荒漠外，世界上所有主要植被和土壤类型在我国几乎都有分布。据现有资料统计，我国已有567个较重要的植物区系，其中针叶林64个，阔叶林137个，竹林37个，灌木丛和灌草丛110个，草原和稀树草原49个，荒漠49个，高寒垫状植被9个，草甸63个，沼泽19个，水生植被24个，以及高山冻原类型5个和高山泥石流滩稀疏植被类型1个。尤其是长白山顶部的高山冻原、横断山脉的高山硬叶常绿栎林、藏北高原阿里南部的高寒荒漠等，都是非常独特的植被类型。在土壤方面，可归属为褐棕土、红壤、黑土、棕栗土、漠土、高山土、风沙土、岩性土、水成土、盐碱土和水稻土等11个土纲系列。四川盆地的紫色土、黄土高原的黑垆土、三江平原和长白山地北部的白浆土、西藏高原的高山寒漠土等，也都是在我国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发生的特殊土类。我国南方广大地区的水稻土、华北平原的黄潮土、黄土高原东南部的塬土及河西走廊与塔里木盆地一带古绿洲中的灌淤土等，都是人类长期耕种熟化下改变了原来土壤性状而形成的耕作土壤。中国自然环境的冰川作用较小，使得中国自然景观成分起源古老，古风化壳、古土壤、古地貌现象大量残存，也是世界上动、植物区系成分极为丰富，特有种、孑遗成分最多的区域之一。

地域差异显著，光热水土条件配合不够协调

我国自然环境地域分异明显，各地光、热、水、土等资源条件的配合不够协调，各有利弊。东北地区平原面积大，土壤肥力高，气候也不太干旱，森林资源丰富。但气温较低，生长期短，易受寒害。华北地区平原广阔，夏暖冬寒，水资源不足而变率大，旱涝碱面积较大。西北地区土地面积广，太阳辐射强，光能资源丰富，夏季温度高，但严重干旱缺水，沙漠、戈壁和盐碱地分布广。南方地区热量丰富，水源充沛，植物生长发育快，生物资源丰富，但丘陵山地比例大，耕地较少，降水变率大，易受洪涝威胁。青藏地区地势很高，太阳辐射强，为全国之冠，但气候寒冷，活动积温低，土层发育差。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原始人类在中国生息繁衍由来久远。以往发现的古人类，以周口店北京人文化为最早，距今约46～23万年;较晚的古人类也只有河套人和山顶洞人，均在华北。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与古人类研究，不但说明阳原东谷坨文化(距今100万年)、蓝田人文化(距今115～110万年)、元谋人文化(距今约170万年)，均存在于北京人文化以前，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文化遍及华北、东北、华中、华南、西南各地域，而且可分为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和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两大系统，旧石器到中石器时代以后，进入了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时期。据考古学家70年代后半期、80年代初发现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即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最早年代约在公元前6800年;中原地区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6000～前5700年。当时主要农作物是黍、粟类，人们已知驯养猪、狗。50年代发现的西安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早期的代表，年代是公元前5000～前4500年。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发现是浙江河姆渡文化，它的年代大体上与北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相当，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在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人工栽培的黍、粟类和水稻，说明当时人们已学会根据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种植适合于当地环境的农作物。

中国土地的开发利用是随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发展而深化的，城市化与建设用地在土地利用中始终未占有重要位置。

中国古代农业中，种植业的主要分布范围，夏、商、西周诸朝为黄河中下游;春秋时期在长江中下游也有重要发展，东部季风区和其余地区分布比较零星，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则属少见;战国时期，各国为了生存，莫不被迫实行改革，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增加人口，藉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北方赵、燕、秦三国向北扩大领土，建造长城，把种植业推进到西北干旱区的东南边缘;南方楚、吴、越诸国向南推进到南岭一带。此时，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新兴的地主阶级纷纷在各国掌握政权;铁器和牛耕逐步普及，水利工程大型改良(如成都平原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始建于公元前256年，一直沿用至今);农业由迁徙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在农业中种植业上升为主导地位。

我国传统农业滥觞于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年～前221年)，集大成于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初期，其后历久不衰，分布范围不断扩大。